分钟，脸上的神情已经变了好几变。他把自己房间的钥匙扔给左学，用的是不容置疑的语气，”楼下待着。”
左学这次十分识相，乖乖走了。他年纪还小，一点儿办法都没有，出了事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在一边添乱。
此刻，他希望自己像张说一样强大、镇定、有担当、无所不能。左思并没有起到父亲应有的榜样作用，左学从娱乐报纸上见到他的次数比实际上见到他的次数还要多。他从小在母亲的尴尬、难堪中长大，隐隐约约明白了许多事情。
张说在卧室的阳台上找到钟笔。秋天的傍晚，风微有凉意，她手抱双膝蜷缩在墙角，嘴唇乌青，身上冰凉，但是一点儿都不觉得冷，整个人似乎被某样东西掏空了。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坠入无穷无尽的深渊，永无翻身之日。
噩梦，一个又一个的噩梦，循环往复。到底怎样才能摆脱？
张说拿过毯子，一把包住她，”钟笔，别人怎么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你只要知道我爱你，便已足够。”动作是如此的温柔，声音是如此的温和，眼神是如此的坚定。
张说从未想过自己会说”我爱你”这样的话，钟笔也从来没有想过。他们的浪漫往往鸡同鸭讲，令人啼笑皆非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没有什么言语能够更好地表达他们要患难与共、携手并进的心情。
钟笔感觉自己在一间四面是墙、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关了有一个世纪之久，来来回回撞得头破血流，声音哑了，喉咙破了，血流干了，一点儿用都没有，自我厌恶、自我唾弃的情绪越来越强烈。就在她陷入绝望时，张说的一句表白，让她找到房间的钥匙--轰隆一声，门开了，迎接她的是明媚的阳光以及醉人的春风。人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。
也许每一个人都走过一条名叫”绝望”的死胡同，但是请不要忘了走出来。
张说吻了吻她干燥、冰凉、发紫的双唇，一把抱起她，手稳稳地托在她的背上和腿窝处，像世界上最安稳的依靠。他一脚踹开玻璃门，说出的话却大煞风景，”臭死了，还不去刷牙！”
钟笔心魔一去，精气神顿时充满四肢百骸，整个人立马活了过来。她捶了一下他，双腿轻轻一跃，人已经站在地毯上，身手利落至极，捋了捋掉下来的头发，挥舞双拳，”张说，我真是太傻了！走自己的路--”
张说以为她又要发表长篇大论满嘴冒酸泡了，哪知她接下来的一句是：”让别人无路可走！”他一怔，好半晌才点头，”不错，有哲理。”
钟笔已经跑去卫生间，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她出来的时候，面色红润，精神百倍，浑身上下焕然一新。
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她为什么要怕？世人不过是在看热闹，她便牺牲自己，当一回娱乐大众的人物好了。
她终于明白，因为张说站在她身边，她才可以坦然得无惧无畏。
张说拉开厚重的窗帘，将所有窗户都打开，眼前是鳞次栉比、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，傍晚的阳光让所有事物都镀上了一层不同寻常的金色。世界不是不美好，要看你的心情到底怎样。他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。
他转头看了眼垃圾桶里的报纸，神情若有所思。
是谁？事无巨细，知道得这么清楚？
但是这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携手面对一切的态度。
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
他们虽称不上是君子，但是胸怀坦荡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即便当年做错了，也还有一句话可以安慰受伤的心灵--过而改之，善莫大焉。
第二天，钟笔照常去上班，大大方方地从张说的车上下来，一点儿都不避讳。俩人并肩乘电梯，十指相扣。有同事问好，钟笔十分坦然，微笑以对，没有半点儿躲躲闪闪。张说还是像往常一样客气有礼。
钟笔说：”既然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有奸情，为什么不干脆大白于天下？”免得她枉担了这个罪名。张说微笑，没有反对。
做人切忌藏头露尾，底气不足。
俩人这样高调，背后反倒没有人说三道四了，有话直接问。陈玉明看了她一眼，当着她的面笑说：”钟笔，能耐啊。”连张说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钟笔握拳做了个”加油”的动作，”爱情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”
她依然工作到晚上八点半才下班，吃完饭回到家已经十点。左学趴在灯下做作业，课本、试卷、练习册摊了一地，捂着唇打哈欠。
张说跟了上来，见他如此听话，送给他一个全球限量版的史努比金色公仔。左学不由得欢呼，抱住他又蹦又跳。这个公仔他早就想要了，钟笔以他成绩下滑为由，不肯买给他。
哪知钟笔一把抢了过来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电视机气冲冲地说：”后盖箱都是热的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做作业？”毫不留情地没收了。
左学苦着一张脸支支吾吾地说：”做了……做了……作业很多……”越解释越苍白无力。钟笔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她倒想看看他怎么撒谎。左学无法自圆其说，只好住了嘴，二话不说抱起书包，垂头丧气地回了房间，心里还很是郁闷，为什么连偷偷看电视她都会知道？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！
哎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自以为做得滴水不漏，其实落在有心人眼里，处处都是破绽--比如此次”红杏出墙”事件。
第十八章 悔恨、悲哀还有愤怒
袁蓝最近很不安。
郭记者打电话给她，因为钟笔”红杏出墙”一事的报道，有人给报社施加压力，他被迫辞职，如今哪家报社都不敢用他，唯有另找出路，意思是要袁蓝为他安排一份工作，语气很不好，埋怨成分居多。袁蓝知道他在胁迫自己，心中十分恼怒，但强压下怒火，”也许你可以去我父亲的公司试一试。只要你肯学肯做，努力上进，不会没有生路。”
郭记者立马眉开眼笑，感谢的话说了一大车。袁蓝不耐烦地打断，”不要以为我是怕你去张说那儿挑拨离间才曲意逢迎你，我只是觉得，你的工作丢了，沦落至此，我也有一份责任。还有--这件事，我并不是没有错。”
自从报道出来后，她并没有得到任何报复的快感，反而越来越恐慌。这股恐慌日复一日地折磨着她，像毒蛇一样噬咬着她的心灵。她可以冲上去打钟笔一个耳光，或者再泼她一杯酒水，可是自己不应该背后伤人，而且用的是这种不入流的手段，连自己都唾弃。
她袁蓝一向为人光明磊落、干脆直爽，有什么恩怨当面解决，何曾做过这样见不得人、背后捅人一刀的事？她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小人到这样的地步！她一定是鬼迷心窍、头脑发昏了。
不管她有多么讨厌、鄙视、痛恨、嫉妒钟笔，也不应该做这种损人不利己、自毁长城的事，当真愚不可及！随着时间推移，她越发惶恐不安。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只要不说出去就没有人知道，头上三尺有神明啊，天知地知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、所作所为，道德的枷锁以及良心的谴责将她勒得几乎无法呼吸。
被自己折磨，她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的确是做错了。像她这样从小就一路优秀的人，承认自己的错误无异于自打耳光。可是如果不承认，她会日夜不安，心就像扔在油锅里煎熬一样难受，永远得不到解脱。
有时候道德的力量异常强大。
张说既然出面迫得郭记者辞职，那么也一定猜到提供内幕消息的人是她。当年钟笔抛弃张说改投他人怀抱曾引起轩然大波，但是知道她未婚生子一事的人却寥寥无几。
她以为张说会怒不可遏，出手反击。
其实不是。张说并不怎么在意这件事。
她决定去找他，反正要面对面解决的，躲也躲不过，迟不如早。她袁蓝并不是没有骨气的人，一样可以敢作敢当。
她做好了承受任何羞辱谩骂的准备，无论是言语上还是心理上，即便张说扇她一个耳光，她也绝不还手。但是她依然拒绝跟钟笔道歉。她无法忍受向情敌低头，她袁蓝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女人。
张说抽了个空，下午俩人约在咖啡馆见面。工作时间人很少，若有似无的音乐轻轻在耳旁飘荡，环境安静，然而又似乎充满不安。张说见她垂着眼睛欲语还休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，便打破沉默，”特意找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袁蓝抬头迎视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”对不起。”鼓足了勇气才说出这句道歉的话，心头蓦地一轻。
张说听她这么一说，落实了心中的猜测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沉吟半晌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”没关系。”多年的老同学，他不想让对方下不了台，再说，这事已经过去了，多说无益。
袁蓝有些发愣，她以为张说不明白她在说什么，清了清嗓子，硬着头皮解释道：”报纸上的事，是我透露给记者的。”她豁出去了，索性连面子也不要了，低着头说，”全是我的错，全凭你处置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绝无半句怨言。”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就算张说扇她耳光她也认了。
张说依旧没什么表情，甚至宽慰她说：”哦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没事，真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他无所谓原不原谅，她道歉的对象应该是钟笔，而不是他。
袁蓝缓缓抬头，对方竟然一点儿都不在乎！他完全不把她当一回事，绝对的忽视，绝对的淡漠，早已把她当作一个彻底无关的人。正因为无关，所以无所谓，他根本就不需要她的道歉，自己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他心心念念的人是钟笔，不是她。
她愤而起立，又羞又恼，又气又怒，觉得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，更可恨的是这侮辱是她自找的！她在这种扭曲、痛苦的情绪下口不择言，”张说，你确定钟笔不是因为你的钱黏着你？她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。”
张说有再好的涵养也忍受不了了，脸色骤变，拂袖说：”袁蓝，你说话的方式需要改进。”本来他不欲多说，但是怕她不依不饶，不知又会做出什么事来，于是一字一句道，”袁蓝，我中文学得不好，但是有一句话倒也知道，'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'你比我聪明，一定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既往不咎--说到容易做到难，而张说，他对钟笔的过往早已不在乎了。
袁蓝本想大吼大叫质问他，钟笔那个狐狸精到底有什么好，卑鄙、无耻、下贱、不要脸……但是这样问的话，更会让她一败涂地。她整了整快要滑下来的肩带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”不错，我是小人，心胸狭隘，嫉妒成性，专门从中作梗，无事生非。”说罢快步离开。她只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见到这两个人。
这是她人生一大抹不去的污点，绝对的失败。她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