察,他自信能对付一切的人——可只算男人,他老有些怕女人,特别是泼辣的女人。三言两语的,他把来意说明。果然,大赤包马上把话接了过去:
“这点事没什么难办呀!跟大家去要,有敢不交的带了走,下监!干脆嘹亮!”
白巡长十分不喜欢听这种话,可是没敢反驳;好男不跟女斗,他的威风不便对个妇人拿出来。他提起李四爷。大赤包又发了话:
“叫他来!跑腿是他的事!他敢不来,我会把他们老两口子都交给日本人!白巡长,我告诉你,办事不能太心慈面善了。反正咱们办的事,后面都有日本人兜着,还怕什么呢!”大赤包稍稍停顿了一下,而后气派极大的叫:“来呀!”
男仆恭敬的走进来。
“去叫李四爷!告诉他,今天他不来,明天我请他下狱!听明白没有?去!”
李四爷一辈子没有低过头,今天却低着头走进了冠家。他须低头去见一个臭妇人,好留着老命死在家里,而不在狱里挺了尸。他愤怒,但是无可如何。没费话,他答应了去敛铁。可是,他坚决的不同意折合现钱的办法。“大家拿不出铁来,他们自己去买;买贵买贱,都与咱们不相干。这样,钱不由咱们过手,就落不了闲话!”
“要是那样,我就辞职不干了!大家自己去买,何年何月才买得来呢?耽误了期限,我吃不消!”晓荷半恼的说。
白巡长为了难。
李四爷坚决不让步。
大赤包倒拐了弯儿:“好,李四爷你去办吧。办不好,咱们再另想主意。”在一转眼珠之间,她已想好了主意:赶快去大量的收买废铁烂铜,而后提高了价钱,等大家来买。
可是,她得到消息较迟。高亦陀,蓝东阳们早已下了手,收买了碎铜烂铁。
李四爷相当得意的由冠家走出来,他觉得他是战胜了大赤包与冠晓荷。他通知了全胡同的人,明天他来收铁。大家一见李老人出头,心中都感到舒服。虽然献铁不是什么好事,可是有李老人出来办理,大家仿佛就忘了它本身的不合理。钱先生的小传单所发生的效果只是教大家微微难过了一会儿而已。北平人是不会造反的。
祁老人和韵梅把家中所有的破铁器都翻拾出来。每一件都没有用处,可是每一件都好像又有点用处;即使有一两件真的毫无用处,他们也从感情上找到不应随便弃舍了的原因。他们选择,比较,而决定不了什么。
全胡同里的每一家也像祁老人似的,从家中每个角落,去搜拣那可以使他们免受惩罚的宝物。在搜索的时节,他们得到一些想不到的小小的幽默与惨笑,就好像在立冬以后,偶然在苇子梗里发现了一个还活着的小虫子似的。有的人明明记得在某个角落还有件铁东西,及至因找不到而刚要发怒,才想起恰恰被自己已经换了梨膏糖吃。有的人找到了一把破菜刀,和现在手下用的那把一比,才知道那把弃刀的钢口更好一些,而把它又官复原职。这些小故典使他们忘了愤怒,而啼笑皆非的去设法找铁。
在七号的杂院里,几乎没有一家能一下子就凑出二斤铁来的。他们必须去买。他们晓得李四爷的公正无私,不肯经手收钱。可是,及至一打听,铁价已在两天之内每斤多涨了一块钱,他们的心都发了凉。
同时,他们由正里长那里听到,正里长本意教大家可以按照两块五一斤献钱,而副里长李四爷不同意。李四爷害了他们。一会儿的工夫,李四爷由众望所归变成了众怒所归的人。他们不去考虑冠晓荷是否有意挑拨是非,也不再想李老人过去对他们的好处,而只觉得用三块钱去换一斤铁——也许还买不到——纯粹是李四爷一个人造的孽!他们对日本人的一点愤怒,改了河道,全向李四爷冲荡过来。有人公然的在槐树下面咒骂老人了。
听到了闲言闲语与咒骂,老人没敢出来声辩。他知道自己的确到了该死的时候了。他闹不过日本人,也就闹不过冠晓荷与大赤包,而且连平日的好友也向他翻了脸。坐在屋中,他只盼望出来一两位替他争理说话的人,一来是别人的话比自己的话更有力,二来是有人出来替他争气,总算他过去的急公好义都没白费,到底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点根儿。
盼来盼去,他把祁老人盼了来。祁老人拿着破铁锅,进门就说:“四爷,省得你跑一趟,我自己送来了。”
李四爷见到祁老人,像见了亲弟兄,把前前后后,始末根由,一口气都说了出来。
听完李四爷的话,祁老人沉默了半天才说:“四爷,年月改了,人心也改了!别伤心吧,你我的四只老眼睛看着他们的,看谁走的长远!”
李四爷感慨着连连的点头。
四大妈由两位老人的谈话中才听到献铁,与由献铁而来的一些纠纷。她是直筒子脾气。假如平日对邻居的求援,她是有求必应,现在听到他们对“老东西”的攻击,她也马上想去声讨。她立刻要到七号去责骂那些忘恩负义的人。她什么也不怕,只怕把“理”委屈在心里。
两位老人说好说歹的拦住了她。她只在给他们弄茶水的当儿,在院中高声骂了几句,像军队往远处放炮示威那样;烧好了水,她便进到屋中,参加他们的谈话。
这时候,七号的,还有别的院子的人,都到冠家去献金,一来是为给李四爷一点难堪,二来是冠家只按两块五一斤收价。
冠晓荷并没有赔钱,虽然外边的铁价已很快的由三块涨到三块四。大赤包按着高亦陀的脖子,强买——仍按两块钱一斤算——过来他所囤积的一部分铁来。
“得!赚得不多,可总算开了个小小利市!”冠晓荷相当得意的说。
偷生 十九
招弟才只学会了两出戏,一出《汾河湾》,一出《红鸾禧》。她相当的聪明,忙碌到极点,滑冰、学戏、逛公园、吃饭馆。她的生活里有许多小小的烦恼,假若三个男朋友一个约她看电影,一个约她看戏,一个约她逛公园吃饭,她就不能同时分身到三处去,而一定感到困难。若是辞谢两个吧,便得罪了两个朋友。若是只看半场电影,然后再看一出戏,最后去吃饭吧,便又须费许多唇舌,扯许多的谎,而且还许把三个朋友都得罪了。
对于男朋友们,她也往往感到厌烦。在她的一些男友之中,较比的倒是新交的几个伶人还使她满意。他们的身体强,行动轻佻,言语粗俗。和他们在一处,她几乎可以忘了她是个女人,而谁也不脸红的把村话说出来。她觉得这颇健康。
她忙碌,迷糊,劳累,她瘦了。她不知道自己有病没有,而只感到有时候是在雾里飘动。等到搽胭脂抹粉的打扮完了,她又有了自信,她还是很强壮,很漂亮,一点都不必顾虑什么健康不健康。她学会了吸香烟,也敢喝两杯强烈的酒。
为避免,或延缓,堕入烟花的危险,桐芳用尽心计抓住了二小姐。她并不十分的恨恶招弟,也不想因鼓励招弟去胡搞而毁灭了招弟。她是被人毁害过了的女人,她不忍看任何的青春女子变成她自己的样子。她只深恨大赤包与日本人。她不能坐候大赤包把她驱逐到妓院去,一入妓院,她便无法再报仇。所以,她抓住了招弟作为自己的掩蔽。在掩蔽的后面,她只能用力推着它,还给它时时的添加一点土,或几根木头,加强它的抵御力。她不能冷水浇头的劝告招弟,引起招弟的不快;招弟一讨厌了她,她便失去了掩蔽,而大赤包的枪弹随时可以打到她。
招弟最初似乎也看出来,桐芳的亲善是一种政略。可是,过了几天,以桐芳的能说会道,多知多懂,善于察言观色,她感到了舒服,也就相信桐芳是真心和她交好了。桐芳的年纪比妈妈小得多,相貌也还看得过去,所以跟桐芳一块儿出来进去,她就感到她是初月,而桐芳是月钩旁的一颗小星,更足以使画面美丽。跟妈妈在一道呢,人们看一眼老气横秋的妈妈,再看一眼美似春花的她,就难免不发笑,像看一张滑稽影片似的。这每每教她面红过耳。
大赤包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。她一眼便看明白桐芳的用意。可是眼睛不揉沙子的人,心里可未必不容纳几个沙子。她认准了招弟是异宝奇珍,将来一定可以变成杨贵妃或西太后。一方面她须控制住这个宝贝,一方面也得讨小姐的喜欢。假若母女之间为桐芳而发生了冲突,女儿一气而嫁个不三不四的,长相漂亮而家里没有一斗白米的兔蛋,岂不是自己打碎了自己的玛瑙盘子翡翠碗么?不,她不能不网开一面,教小姐在小处得到舒服,而后在大事上好不得不依从妈妈。再说,女儿花是开不久的,招弟必须在全盛时代出了嫁。女儿出嫁后,她再收拾桐芳。
天冷起来。买不到煤。每天,街上总有许多冻死的人。日本人把煤都运了走,可是还要表示出他们的善心来。他们发动了冬季义赈游艺大会,以全部收入办理粥厂,好教该冻死的人在一息尚存的时节感激日本人。在这意义之外,他们也就手儿又教北平人多消遣一次;消遣便是麻醉。该冻死的总要冻死,他们可是愿意看那些还不至于被冻死的听到锣鼓,看到热闹,好把心灵冻上。对于这次义赈游艺,他们特别鼓励青年们加入,能唱的要出来唱,能耍的要出来耍;青年男女若注意到唱与耍,便自然的忘了什么民族与国家。
蓝东阳与胖菊子亲自来请招弟小姐参加游艺。冠家的人们马上感到兴奋,心都跳得很快。冠晓荷心跳着而故作镇定的说:
“小姐,小姐!时机到了,这回非唱它一两出不可!”
招弟立刻觉得嗓子有点发干,撒着娇儿说:“那不行啊!又有好几天没吊嗓子啦,词儿也不熟。上台?我不能丢那个人去!我还是溜冰吧!”
“丢人?什么话!咱们冠家永远不作丢人的事,我的小姐!谁的嗓子也不是铁的,都有个方便不方便。只要你肯上台,就是放个屁给他们听听,也得红!反正戏票是先派出去的,咱们唱好了,是他们的造化;唱不好,活该!”晓荷兴奋得几乎忘了文雅,目光四射的道出他的“不负责主义”的真理。
“是要唱一回!”大赤包气派极大的说:“学了这么多的日子,花了那么多的钱,不露一露算怎么回事呢?”然后转向东阳:“东阳,事情我们答应下了!不过,有一个条件:招弟必须唱压轴!不管有什么角色,都得让一步儿!我的女儿不能给别人垫戏!”
东阳对于办义务戏已经有了点经验。他知道招弟没有唱压轴的资格,但是也知道日本人喜欢约出新人物来。扯了扯绿脸,他答应了条件。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困难,他可是晓得在办不通的时候可以用势力——日本人的势力——去强迫参加的人。于是他也顺手儿露一露自己的威风:
“我教谁唱开场,谁就得唱开场;教谁压台谁就压台;不论什么资格,本事!不服?跟日本人说去呀!敢去才怪!”
自从小崔死后,程长顺就跟丁约翰合作,作了个小生意。这个小生意很奇特而肮脏。丁约翰是发现者。在英国府,他常看到街上一大车一大车的往日本使馆和兵营拉旧布的军服。军服分明是棉的,因为上下身都那么厚墩墩的。可是,分量很轻,每一车都堆得很高,而拉车的人或马似乎并不很吃力。这引起他的好奇心。他找了个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打听打听。那个工友是他的朋友——在使馆区作工友的都自成一帮——可是不肯痛痛快快的告诉他那到底是怎回事。丁约翰,身为英国府的摆台的,当然有些看不起在日本军营作工友的朋友,本想扬着脸走开,不再探问。可是,福至心灵,他约那个朋友去喝两杯酒。以一个世袭基督教徒而言,他向来反对吃酒;但是,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,他只好对上帝告个便。
酒果然有灵验,三杯下去,那个朋友口吐了真言。那是这样一回事:日本在华北招收了许多伪军,到了冬天当然要给他们每人一身棉军衣。可是,华北的棉花已都被日本人运回国去,不能为伪军再运回来。于是日本的策士们埋头研究了许多日子,发明了一种代用品。这种代用品无须用机器造,也无须在上海或天津定做,而只需要一些破布与烂纸就能作成。这就是丁约翰所看到的一车一车的军衣。这种军衣一碰就破,一湿就瘫;就是在最完好的时候,穿上也不挡寒。虽然如此,伪军可是到底得着了军衣——日本人管它叫作军衣,它便是军衣。
这批军衣的承做者是个日本人。日本人使馆的工友们贿赂了这日本人,取得了特权去委托他们自己的亲友制作。那位朋友也便是得到特权的一个。
整花了十天的工夫,丁约翰和那个朋友变成了莫逆。凡是该往冠家送的黄油,罐头,与白兰地,都送到那个朋友的家中去。这